根据村民选举权的原始自治权来源的法理，村委会或者其他村庄自治机构组织村民行使选举权进行村委会选举当属于村庄自治行政事务，是自治本身的固有行政任务，而非国家行政任务的委托执行，因此，村民选举权和村庄自治权对抗纠纷之救济在直接寻求外部行政法律主体的监督时，只能是法律监督，而非指令性的业务监督。

目前判例所承认的国家的本质性任务领域仍围绕在有关国有道路的工程合同上。从一个有机体中剥离出行政性要素或契约性要素，难以想象。

②既决力，即行政合同行为成立后，所有主体都应当尊重，并以其作为其活动的事实要件，行政主体在后续程序中不得予以规避或为实质变更，其他主体不得作出与之相左或相冲突的行为。这三个理由都不能成立。此外，有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主体之间的合同不是行政合同，而是行政协定（参见应松年：《依法行政十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页118-119）。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事实上采用了广义上的行政行为概念，[38]将双方行为也纳人其范畴，进而将行政合同纠纷案件纳人行政审判管辖范畴。此均为可理解之现象，盖立法当时或甚至更早以前，行政法学毕竟较为封闭，集中讨论行政契约之合法性，而未进一步讨论其‘形成性，尤其行政合同如何进一步形成有关之议题。

[27]该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控权功能主要体现在行政合同要求政府平等对待相对人、尊重相对人意志、重视相对人的权利，要求政府有信用和责任感。本来，在光绪十年陈宝琛发起的对顾炎武、黄宗羲的请祀中，孙家鼐属于主从的阵营，还与翁同龢、潘祖荫等人联衔上疏要求将顾、黄从祀[51]，此时的态度却发生了截然的转变，而按照定例，覆奏又须大学士领衔，礼部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户华为：《晚清社会思想变迁与圣庑的最后演出———顾、黄、王三大儒从祀风波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72]孟森：《孟森政论文集刊》，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154页。[9]陈勇勤：《光绪间关于王夫之从祀的争论》，《船山学刊》1997年第1期。[29]表面看起来，梁广照对三儒的负面评价仍然是在延续过去的官方意见，尤其是四库提要的看法，如他说顾炎武语以经济，实非所长，显然就来自提要对《日知录》的评语：（顾氏）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30]，所不同的只是他提到了清末才广为流传的《明夷待访录》，但也仅仅提到其书语多流弊，并没有继续深入，而在龄昌的说帖中，就明确指出该书的流弊所在。

（18）陆军部主事裘冕群。[68]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1 卷，第1 页，又见《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994页。

一是三儒学术精纯，各有本源，足以传授道统。又有论者谓其有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三条大谬，只不过以宪法之名掩盖专制之实而已，见荪楼《宪法大纲刍议》，同上书，第3 卷，第678—693 页，原载《民声》第1 期（1910年5 月）。（11） 翰林院庶吉士章梫。[52]关于曹元忠草奏之前，先探得孙家鼐意旨的细节，见涵秋[雷瑨] 《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从祀记》，上海《文艺杂志》，1915 年第8期。

接着以魏公始扶汉一句以曹操喻尚为清廷效力的袁世凯，杜断破群疑则以杜如晦喻坚持应将三儒从祀的张之洞，证实了当日请祀得到了两人的支持。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08 年版，第436页。[24]而对于三儒学派不一，不尽笃守程朱的断语，支持者或称道统广大，不必尽属同一学派，陆军部主事裘冕群即称，三儒行迹或不免少殊，心术则终无歧致[25]。郭曾炘诗中所谓邈矣三先生，遗书孰寓目并不能理解为三儒的著作真的失去了读者，而是人们已经不再以从祀时的眼光看待顾、黄、王了。

[71]执笔写下这段评论的，正是日后奠基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孟森先生。[36]这种说法的背后，是预备立宪中关于应否设置内阁总理大臣的争议。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将三儒从祀孔庙，树之风声，以表明立宪之决心，同时也预防革命的流弊。新官制的编订深受地方自治思想的影响，而顾炎武以其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主张一向被认作地方自治思想的中国源头之一。

无论朝野对这部准宪法都有什么样的声音[55]，三儒从祀的正反双方选择在这个时候展开最后交锋，显然与这种政治背景有直接的关系。胡思敬的论述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例子。[53]不过，覆奏中的后退并不代表主从派的屈服，他们的策略是将争论延后，直接交由最高权力决定，以便张之洞等重臣可以从中操作。[51]孙家鼐在光绪十年对黄宗羲、顾炎武从祀的支持，见《翁同龢日记》第4 册，光绪十一年二月五日条，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1978—1979 页。时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在日记中说：旧日此种从祀视为至重典礼，均系明降谕旨，今乃仅以交片下礼部，殊非故事。他引《明夷待访录·学校》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的话，称今日内外学堂，电奏络绎，淆乱国是，干涉政权，遂援此为口实。

《明夷待访录》的表述之所以被追溯到作为儒家经典的《孟子》，乃是因为清末的政治改革与黄宗羲的某些主张有着共通之处，而关于黄宗羲应否从祀孔庙的争论，也就转变为清末立宪对君民关系的重塑在儒家思想的体系中是否具备合法性的问题。于是，就在正反双方交章争论的次日，上谕：礼部会奏遵议先儒从祀分别请旨一折，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着从祀文庙。

清代延续明代制度，以孔庙祀典为中祀。在统治阶层之中，孔庙仍是思想权威的象征，然而在趋新的士人中间，已经逐渐开始形成另外的、谱系也更加复杂的神殿。

其时，对于宪政、宪法，朝堂之上的反对之声既不绝于耳，江湖之中的抨击之词又甚嚣尘上，这时如果将学问、经济与宪政各端若合符契的顾、黄、王三儒从祀孔庙，送上神坛，一定可以涣释群疑，表明朝廷立宪之决心，这也是三儒最终得以从祀孔庙的直接动因。[27]《理藩部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 卷，第16 页。

可以说，光绪末年的这次顾、黄、王从祀争论，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学术思想的轨道，而成为政治交锋的跑马场。但是，到了光绪末年的最后一次请祀，整个的政治和思想氛围已经达到了突破传统的临界点，这时三儒才获取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以从这个案例中看到，在面临政治巨变的时候，意识形态的象征可以调适到何种程度，甚至被寄予了推动新型政治体制顺利展开的期望。更为复杂的是，清末立宪运动并非由中国固有思想资源所引发，其直接触因乃在于西方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传入，而这种外来思想导致的政治变革首先激活了与之最接近的《明夷待访录》等书，又进而重新解释了中国思想中的核心文本，古老的经典再一次成为新思潮的保护色。

例如法部尚书戴鸿慈的说帖称：夫之神契张子正蒙之说，作《正蒙注》九卷，《思问录》二篇，皆行于世。吴国镛的拟奏十分冗长，竟达8000余字，对三儒著作详加引用，条分缕析，主张请祀顾炎武、王夫之而驳回黄宗羲，并对黄氏著作逐一指摘，尤以《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二篇不合君臣大义，几乎逐句批驳，结论是黄宗羲学问之驳、著述之谬，一至于此。

[21]陈衍：《顾黄王三儒从祀文庙议》，《石遗室文集》第6 卷，《陈石遗集》上册，第479 页。主驳的4 份说帖的署名分别是：（1） 理藩部尚书宗室寿耆、左侍郎堃岫、右侍郎恩顺。

夏晓虹《明末三大家之由来》，《瞭望》1992 年第35期。[49]《军机大臣世续等说帖》之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 卷，第1—2 页。

三是三人学术驳杂，不尽笃守程朱，不足以承担道统。（21） 奏调邮传部翰林院庶吉士章梫。[59]从支持者的奏疏中可以看出，他们已视孙家鼐为最大的论敌。[54]《礼部奏》之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1 卷，第3页。

不得已，本打算将三儒一并从祀的曹元忠只得在详细开列了三人的事迹及学问出处之后，请将顾炎武予以从祀，而对黄宗羲、王夫之未置可否，请旨裁示。陈勇勤：《光绪间关于王夫之从祀的争论》，《船山学刊》1997 年第1 期。

支持者的论述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47]这份对于三儒从祀极为关键的说帖是由张之洞所拟，摘取了《明夷待访录》中最为反对者诟病的几条，附以《孟子》书中的相似议论，以证黄宗羲并非自出心裁、非圣无法。

他们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如果否决三人从祀孔庙，将使天下以为朝廷宣布预备立宪没有诚意，助长反对立宪的声音，对宪政的推行极为不利。他们不是单纯的学问家，在天崩地解的易代之际有着自己的政治追求。